（辨证论治,就是整个中医）

很多人认为处于现代社会，应该剔除非科学的东西，殊不知科学已经变成了教条化的观念，这才是最可怕的。

“证”被认为是中医学的逻辑出发点，中医的认识和实践就是从这里出发，是中医学的观控对象。

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既辨病又辨证，但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将重点放在“证”的区别上，通过辨证而进一步认识疾病。同一疾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型；而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可能出现同样的证型。

人们总是习惯性的被认为这个世界上只应该存在一种价值观，看看周围多元的世界，统一的价值观是最荒唐的，夫妻俩人的价值观都未必相同，同样的人们看待中医的视角也是不一样的，千差万别。

这区区四个字，却能发挥出很多的文章来，我们可以说几乎每个中医在临床看病都是一个“辨证论治”的过程，那这个和西医的“逻辑思维”又有什么区别呢？

中医临证研究的方法就是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它属于人类医学、健康医学和生态医学，不属于生物医学、疾病医学和对抗医学。百年来虽然不断努力向疾病医学学习，这些检测工具和指标仍然只能外在地充当辨证论治的疗效参考指标，并不能成为内在地纳入中医的辨证判断和立法遣方用药的依据，迄今还未能形成内在地说明中医辨证论治疗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中医学术界首先要确立自己的主体价值体系，中医学继承和发展不能离开的这个“宗”。中医临床研究不能囿于药与病的关系，如果不包括针灸等前体疗法和界面医学的内容，就很难说这是中医研究！

胡适说：“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经历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对中医界的打击，中央国医馆成立后第一个方案是“统一病名案”。（1932年）浙江杨则民明确指出：“西医重在辨病，中医重在辨证”。本指南指出：“抓住证候这一关键关节开展临床研究，有可能带动临床其他领域的进展，并推动中医药学术的发展”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临床常用的辨证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

百余年来，从中西汇通到衷中参西到中医科学化，其实主要是向西方疾病医学学习。而社会上对中医责难也是认为中医不识病。

证和论治，几乎可以概括了整个中医的内容，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是指导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

1958年以来把证从属于病的观念写进教材，造成中医证的研究始终不能摆脱疾病医学观念的束缚。然而，1961年首届药理学会表明，用疾病医学的疗效观筛选中药阴性结果居多。1962年强调脏腑学说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把阴阳五行置于说理工具地位；1980年《医学与哲学》发表署名文章，认为经过中医辨证，与疾病本质距离越来越远了，因此中医是极端原始和不科学的。疾病医学的观念如此强烈，难怪中医界要“自我从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