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盛寿院士（高血压防控60年成绩斐然,但尚存四大问题）

慢性病防控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地位

2017年11月25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发起的“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高血压专病医联体”在京成立。

建立了符合中国人特点的大动脉炎诊断及分型标准，弥补了美国诊断标准的不足。还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大动脉炎队列和数据库。

胡院士介绍，1986年，刘力生教授和龚兰生教授率先在我国医学界开展了大规模多中心高血压随机临床试验。如“七五”攻关课题—老年收缩期高血压试验（Syst-China）、上海老年高血压试验(STONE)。

胡院士指出，历时60载，几代人前仆后继，开创了我国高血压的防控事业，并为降低高血压导致的致死致残率，发挥了实质性作用。

第三，中国高血压的专家共识、指南的循证证据仍然不足，推广不利。国内的临床研究无法影响国际权威指南的制定，国内指南的证据大多为“引进”，缺少自主研究。缺乏全国统一的权威指南。指南推广不利，药物使用不合理，仅11%的高血压处方中使用了高临床价值药物。

胡院士指出，我国高血压“三率”显著提升，全国高血压所致脑卒中年龄标化死亡率已发生拐点。高血压控制率由2.8%提高到16.8%，延长了7289万人的生命；估计节省个人医疗费用高达30亿元，避免产生1100万贫困人口。

1999年以来，中国高血压联盟每年举行一届国际高血压及相关疾病学术研讨会。2012年以来，与中华心血管病分会高血压学组联合召开会议。

3、推进“三高”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共管，做好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规范化管理；

胡院士说，进入21世纪，“互联网 智慧医疗”为心血管病基层防控带来新的机遇，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如基于云平台的标准化信息采集，基于人工智能化诊疗辅助决策，建立基于大数据的诊疗质量控制等，将促使真正实现将心血管病防治的主战场由医院移向社区。

4、所有市（地）、县依托现有资源建设胸痛中心，形成急性胸痛协同救治网络。继续推进医院卒中中心建设。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慢性病流行特征和防治需求，确定针对性的防治目标和策略，实施有效防控措施。

2010年12月10日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

2、全面实施35岁以上人群首诊测血压制度。

第四，社区基层高血压防控模式效率不理想，创新“互联网 智慧医疗””新模式成为未来选择。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在2020 年12 月21 日-27 日举办了以“健康血压，健康中国”为主题的中国基层高血压防控大会。

王文教授牵头的国家“十一五” 科技支撑计划高血压综合防治研究（CHIEF）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高血压综合防治优化方案。

大规模临床研究硕果累累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我国将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提出关于个人、政府和社会的防治行动。

健康中国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面向社会和政府提出5项工作措施：

首钢模式：全球慢病防治的成功典范

继发性高血压：走向精准诊疗

大规模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及干预研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对于国内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干预有重要意义。开展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高血压在医院治疗转变为社区综合干预的局面形成。

1958年，降压灵的出现，结束了我国没有自主研发生产的降压药的历史。

同时也揭示了我国疾病已由传染性疾病向非传染性疾病转变，而慢性病的防控必须由防控并发症向控制危险因素转变，由医院治疗向社区综合干预转变。

1996年，阜外医院牵头的九五攻关课题非洛地平降低并发症研究（FEVER）首次证明，收缩压降低至140 mmHg明显获益。

1989年5月12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高血压联盟（WHL）。1989年10月26日，中国高血压联盟（CHL）成立。

2017年，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成立基高血压管办公室，目前已覆盖31省348市，3千区县，27万各级医疗卫生机构，151万基层医务人员，管理328万患者，推送的健康科普知识阅读量214万。

其次，高血压的基础研究不足，原创的理论、药物产出不足。遗传因素的研究需要理论和方法的创新，降压药的研发半个世纪裹步不前，没有重大理论突破。

胡院士介绍，1969年，北京首钢建立我国第一个以控制高血压为主的心血管病人群防治基地，创建了高血压防控的首钢模式，从而开启了我国高血压基层干预新模式。

2009年中国高血压联盟成功举办了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办的世界高血压大会，国外700名代表及国内3500名代表参加大会，学术水平和规模空前，博得了国内外同行的赞誉。

高血压调查：全国最早开始、最大规模单病种流行病学调查

北京协和医院潘东亮等总结1955~2004年362例嗜铬细胞瘤，提出了嗜铬细胞瘤治疗的原则并一直应用到现在。

阜外医院胡盛寿院士在大会主旨报告中指出，高血压是我国患病人数最多的慢性病，也是我国人口致死致残的第一病因，每年高血压的医疗费用达318.9亿元，直接经济损失为2103亿元，约占我国卫生总费用的6.61%，而基层是高血压防治的主战场，提高基层血压管理水平，是提高中国高血压整体管理能力的根本。

1989年阜外医院开展了卒中后降压治疗研究（PATS）是我国独立完成、国际上第一个较大规模的脑卒中后二级预防临床试验。

1965年，我国第一种复方降压药物问世，主要成分为利血平和氢氯噻嗪。

这些流调数据的发表确定了我国“以基层为重点，以预防为主”的慢性病防控政策。

1、鼓励、支持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和急救中心等医疗机构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普及全民应急救护知识；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下，2014年启动“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覆盖了31个省、市、自治区248个项目点；已筛查314万人，干预管理超过68万。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下，相继推出了“心血管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及“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

吴阶平教授于1961年第一次发现单纯性肾上腺增生病例，于1977、1978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以中、英文正式提出肾上腺髓质增生是一个独立疾病，并就其临床特点、病理变化及治疗要点进行了论述。

降压药物的种类逐渐扩增完善

他还介绍，孙英贤教授团队发现我国农村高血压正在呈现加速流行趋势，并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农村实际的控制高血压、预防脑卒中的防控模式，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

胡院士表示，虽然面临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对我国的高血压防控事业充满信心。近年来，慢性防控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政府在这方面加大的资源投入。

“互联网 智慧医疗”：新时代的机遇

2020年9月11日，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在国内率先成立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建立起“中国化”的健康生活方式医学技术和能力支撑体系，推进健康中国战略部署，践行“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5、强化脑卒中、胸痛诊疗相关院前急救设备设施配备，推进完善并发布脑卒中、胸痛“急救地图”。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于1978年8月第一届委员会创立，如今分会辖11个专业学组(包括高血压学组)，是中国心血管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高、最具活力的专业学术组织。

我国高血压防控人才队伍

在“首钢模式”的启发性下，国内先后开展“大庆研究”、“开滦研究”等类似功能社区研究。

大动脉炎是继发性高血压的重要病因。我国学者于1962年首次提出“大动脉炎”的概念。在大动脉炎的流行病学、病因、影像学特点、临床分型、诊断、治疗和遗传学分析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作为全国最早开始、最大规模单病种流行病学调查，1958-2015年期间，中国共进行六次高血压患病率调查，摸清了中国高血压家底，为揭示高血压流行趋势提供宝贵数据。

1979-1981年，世卫组织制定了一项10年的“多国心血管病趋势和决定因素检测（MONICA 方案)，北京安贞医院按照方案监测16省市自治区19个监测区550万人口。

60年来，中国涌现了一代又一代的高血压防控领军人物。

上述的循证医学研究结果被国内外多项指南引用，为我国高血压干预治疗的临床技术评价和指南制定提供了依据。

首钢高血压防治工作中，雷海鹏、曾贵云、刘力生等人发现葛根和川穹等药物能有效缓解高血压所引起的头痛等症状，并在医科院药物研究所的支持下，首钢医院的密切配合下，开发出葛根片（愈风宁心片）。

李玉明教授团队则在天津地区19个社区医院，建立了一个大型孕早期前瞻性研究队列，明确了产后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因素。

60年高血压防控成就呈现，但尚存四大问题

但是，我国高血压防控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高血压防控能力薄弱，“三率”仍不高，异质性突出，高血压发病危险因素控制不力，基层高血压防控能力仍有待提升。基层血压控制“三率”低下，基层“守门员”能力亟需加强。

1994年，世卫组织（WHO）以此表彰中国，并将“首钢模式”作为慢病防治的一个成功典范向全球推广。

转载：请标明“中国循环杂志”很多疑难复杂病例,一个医生一生也只能见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