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阳丰等在Circulation撰文评述中国健康困境（仅将问题停留在改进医疗体系远远不够）

这些经济上带来的变迁，也使得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负担及其危险因素的流行愈来愈凸显。而与之相称的是，慢病防御仍较为薄弱。

1.健康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仅仅将问题的终结停留在医疗体系的改进是远远不够的，政府的各个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整体规划和行动才是关键。

纳入全国51家医院的CPACS -1研究结果也显示，2004-2005年，2/3的STEMI患者未能接受再灌注治疗，多于一半患者出院后循证医学证据明确的二级预防药物使用不足。此外在三甲医院有47.5%，非三甲医院有25.1%的低危患者接受了PCI治疗。

4.亟需开展和验证适于在人群推广的低成本、简单易行、可持续的健康干预措施的相关研究。

在1987-2003年，全国总医疗花费年年均增长12%，其中心血管病的花费年均增长约18.6%。而近些年医疗花费增速大幅提升，到2004-2013年达16.6%。慢病，尤其是心血管病，已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掣肘。

当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其中50%源于工业的快速发展。但工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不仅是GDP的上升，还有空气、水、土壤的污染。

此外，要把初级医疗服务做到前，而非限于院内看病诊病，此外要在社区健康干预做大文章，做好群防群治，而非仅限于个体的“小打小闹”。

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患病率大幅增加，而公众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都较低。此外最常见的吸烟、高盐饮食，管控虽有下降趋势，但仍然不甚理想。

作者指出，就此下去，即使经济发展保持在9%的增速，但还是远远落后于慢病所致医疗花费的增长速度。

还有就是餐桌上、茶几上越来越多的加工食品，比如含糖饮料等。此外随着电视、小汽车等的猛增，人们的体力活动也大幅减少。

2.政策导向以及实际实施都应以“防胜于治”为核心。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首歌对于大多数人并不陌生，因为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经济的腾飞开始了。而经济的发展，也变迁了国人的生活。

此外，信息化时代的开启，也使得人们面对面交流以及出去走动机会也逐渐减少，因为在中国有8.5亿人在使用手机，3亿人在使用固定电话，随着手机功能的升级和微信等的推广，网民更是不计其数。

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中国国际贸易总额从2003年的8510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30000亿美元。这种贸易的流动，使得快餐、高盐高糖食品饮料等消费大幅增加。

医疗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使得预防裹足不前，患者医疗负担加重，医疗质量打折，医患矛盾加深，慢病控制无力。

来源：Yangfeng Wu, Emelia J. Benjamin, Stephen MacMahon, et 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Economy of China. Circulation, 2016;133:2545-2560.

此外，当前医疗体系也不能满足慢病的防治。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初级医疗保健人员不到70万，在医院忙乎的医生有130万。此外，虽然63.8%的医生本科或研究生毕业，但这样学历的人员在基层仅有33.2%。基层医院的薄弱，使得大批患者涌向三甲。

近期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武阳丰等在Circulation发文指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即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等的全面渗透，虽然极大改善了国人的生活，但也是加深老龄化进程、促成国人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流行以及环境污染等的重要因素。

在1978年，城市人口仅18%，而到2003年就已暴涨到74%，在2008年已达到80%。人口的密集和城乡生活的差异，也促使人群体力活动减少、竞争压力和精神压力增大，不健康生活方式也更为流行，水、空气污染也进一步加重。

3.医改需要紧贴慢病防治特点和发展趋势。革新后的医疗体系应该可以提供持续的终身健康保健服务，而非现在无连续性的零散的医疗服务。

如何走出困境，更好应对挑战？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开始着手考虑和解决这一问题，但这远远不够。武阳丰等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先着手：

转载：请标明“中国循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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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心血管疾病，抛开预防不说，就急性心梗救治而言，China PEACE就显示过去十年，虽然医疗条件大有改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发展较快，但ST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死亡率并无降低。

而市场经济的繁荣，则加重了私有化程度，国人的竞争压力、精神压力也随之而来，而不同地区经济差距，也使得医疗资源分布并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