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现代化过程注定不会顺利

其实，解决中医现代化的唯一关键问题，不是证明中医是科学的，而是使得国人明白科学是什么，西方人在发展科学的同时依然信奉神学，在科学盛行的时代，尼采也会发出“上帝已死”的感慨，在东方，传统也正在土崩瓦解，对于传统中医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百年来，由于疾病医学的至上命令和教条地位，用疾病医学的观点看待中医学，被指责为落后和不科学，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先后都要消灭它。尤其一些有代表意义的文化名人，对中医的态度也颇为关键。

中医为了救亡图存，当然要向疾病医学学习。1933年《中央国医馆》提出“统一病名建议书”。杨则民正确指出：“中医重辨证，西医重辨病；识病之目的在明病所，西医遂以能识病压倒中医。”

然而，中医在向疾病医学的学习中过于“忘我”了。上世纪50年代把“证”只局限为疾病的外观表象。后来又把“证”推而作为诊断结论，认同为也是“疾病本质的病因、病性、病位”。以后更将“证”置于“疾病下面的辨证分型”而从属于病，说什么“病是概括疾病全过程的本质，证是反映疾病某一发展阶段的本质”。

中医界错误地以为疾病医学就是医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样板，把“证”自我从属于“病”。而另一方面，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医，确也是只应用疾病医学的观点和方法。像麻黄素那样能从中药中提纯为化学药的，百年间不及60种。

在现代社会，感觉很多东西都要争先恐后的往前发展，毕竟历史给人的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中国社会在近百年发生了巨变，波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每一代人的三观都不尽相同，这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两千多年，传统的君主专制下社会超级震荡也超级稳定。

梁启超感慨于“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陈独秀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医学不知科学，既不解人体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于是胡适认为：“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说中医有疗效而不等于科学，是因为还没有用疾病医学的观点和方法加以证实和说明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