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医疗模式（努力找病,除恶务尽）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当以人类健康作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因为在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现代医疗的影响只占8%。

医学模式需要根本转变。但是他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仍然是一种疾病模型，还只是在回答“病从何来”的问题。疾病医学是本着与疾病为对立面的观念，去编织医学的知识经纬；是围绕与疾病作抗争的价值取向，去建构医学的理论模块；它的医学语言，则是充满着对疾病的憎恶、排斥和恐惧。

医学的实践问题和实效问题，被转换成为疾病的认识问题和理论问题。它导致“努力找病，除恶务尽”的诊疗思想，由此形成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

东方的文化是和西方哲科思维体系完全不同的，对于圣贤的书，人们是不能去怀疑的，儒家思想体系统治了两千年和基督教的历史相似，人们没有质疑的机会，思想禁锢，这个思维惯性到了科学时代，极其容易犯错。

生物医学模式用静态的观点考察人体，常常不符合人体实际，导致医患关系疏远。生物医学模式只从生物学的角度和还原方法分析研究人，就必然把人的心理、社会因素抛弃了；关心病人，了解病人的伦理观念也淡漠了，医患关系不如从前，在某种程度上倒退了。

由此导致医药源性疾病问题：旨在清除病因对抗病原的抗代谢性治疗中，出现了“多元抗药”，加速药物淘汰和病原体变异，制造新的病原和疾病。为纠正病理的拮抗性阻滞剂治疗中，出现了“受体超敏”，加重对药物的依赖，停药就反跳，有的甚至要终身用药。追求清除病灶的有效成分作用靶点论的药理学和药效观，长驱直入的治疗使人体遭致更多的化学污染。

其实西方人早就开始反思医学模式本身的弊病了，1977年恩格尔书中提出“现在统治着西方医学的疾病模型是生物医学模型，它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即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它认为疾病的一切行为现象，都必须用物理化学的原理来解释，它认为任何不能作出上述原理解释的，一律从疾病的范畴中清除出去。它把敢于向生物医学疾病模型的终极真理提出疑问，并主张建立更为有用的模型的人视为异端。”

人是属于生物的，但是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有独立意识的生物，有诸多特异性，经常有患者抱怨在医院看病的过程中，感觉没有被当人对待，只有冷冰冰的数据和检查结果。

使病人与疾病分离，为了探求发病因素，找出病原体及关键的生物学变量材料，往往把病人的排泄物、病理组织标本拿来，孤立地进行检验，作为整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完全消失了，看到的只是体液和细胞，而病人的社会，心理因素却完全被忽略或遗忘了。

就像是自然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一样，现代医学也不会从东方发迹，然而现代情况却完全相反。西医在当下大行其道的原因，一是社会的全盘西化，因此人们接受西医的思想显得更为容易一些，对中医反而疏远了很多。其二，西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让人更容易信服，化验单和影像学检查让人无力反驳，更不会去怀疑。

当下的医疗模式是基于生物医学模型建立的，在西医面前，人是由分子、细胞、组织、器官构成，依靠生理功能而生存，在一定致病因素作用下导致病理改变，从而进行检查、诊断、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