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专制统治者喜欢修建宏大建筑（显魄力,供显摆,门槛低）

而且，建筑跟科学技术等并不一样，它更具表现力：

作者：［英］ 迪耶·萨迪奇

“大会堂的基座是边长为483米的立方体，由石头砌成，南面为敞开式柱廊设计，看起来好像张着口的长方形信箱。穹顶像一个膨胀得可怕的肿瘤从基座上缓缓渗出，其顶部原定是一个灯笼式天窗——严格来说，这是巴洛克风格，而不是罗马风格。希特勒的想法多变，天窗的设计亦是几经变化，最后他选中的方案是把顶部设计成地球仪，上面还有一只利爪外露的展翅雄鹰。如果从下方近百米的国王广场往上看，在合适的位置可以看见地球仪下半部分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要想看西北欧的话，那就只能从空中俯瞰，或者去施佩尔工作室看模型。希特勒曾经多次和这个模型合影，照片中，他正在低头看新柏林的模型，他的身影就像远山或初升的明月那般笼罩在城市之上。”

当然，有一点是所有政治人物都应该明白的：“权力的象征符号并不等于权力本身”，所以，“建筑作为政治工具，并非一直有效”。

当时，希特勒忙着打造政治体系，他需要给自己的政治体系配上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领导神话。

为什么专制统治者总是喜欢宏大建筑？

此外：

萨迪奇找到了许多20世纪著名建筑、建筑师、政治人物的案例，剖析掌权者如何通过建筑来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当然，他们也因此陷入建筑的怪圈无法自拔。他总结道：每一座国家建筑都有其政治意义。

书名：《权力与建筑》

“1939年的德国并非成熟的国家，希特勒对权力的把握不仅取决于武力，还取决于他营造令人信服的国家形象的能力。所以他需要各种庆典、仪式和礼节，需要一份安排日常仪式的时间表，这与他万分关注制服、旗帜和徽章的设计是一个道理。”

即使是看起来正常的现代国家，在建筑领域也不能免俗。法国戴高乐机场的改造，正是基于伦敦希思罗机场带来的压力。英国在布莱尔上台后，启动建造千禧年纪念建筑，表达了工党政府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摆脱，重塑国家形象。

在这个构想中，新柏林没有多样化的可能，“个人也没有选择权，人们只能用一种方式理解新柏林，那便是歌颂缔造这个城市的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跟希特勒合作的建筑师从来都不是真正富有创造力的建筑师。他想找的是那些可塑性强，易受影响的建筑师，以让他们帮助自己实现愿望，而不是真正有创造力的天才。

这幢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建筑，曾经是城市里的独立空间。前院的荣誉广场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大门两侧的日耳曼巨人雕像象征着国防军和纳粹党……所有元素都是纳粹国家的缩影，“它们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恰到好处地让每一位前来觐见希特勒的官员产生恐惧感。这一路走来，虽然只有400多米，但也让来访者再也不敢怀疑德国新政权的力量，这便是为实现某种目的而打造的建筑。”

对于建筑师来说，这样的尴尬局面时常出现。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

“在他手中，领导力不再是公共责任、处理内阁文件、行政事务、公共服务介绍会、务实的日常政治活动等所代表的冷冰冰的官僚职能。在希特勒的想象中，第三帝国要像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人统治时期、普鲁士国王时代那样强势，只不过是要套上现代化的外衣罢了。他就像设计新的棋盘类游戏，或是修订体育项目的规则那般，一边实践一边打造自己的政权。他用建筑来检验规则和仪式，尽管这显得颇为可笑。”

这个构想令所有正常人不安，因为一旦它变成现实，就意味着希特勒可以为所欲为，不但在历史上留下印记，还免受后世批评。所幸的是，一切都停留在模型阶段。

希特勒大兴土木的热情，主要体现于重建柏林的计划。他对随意操纵民众和空间的病态迷恋，几乎是独裁者的标配。他认为：

迪耶·萨迪奇是英国《建筑与装饰艺术》杂志编辑和《观察家》杂志的建筑评论家，也是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2003年，他在伦敦学习期间，住在一栋19世纪的砖砌老屋里，在这座到处都是楼梯的古典建筑里，他找到了《权力与建筑》一书的创作源泉。

当然，对于专制主义者来说，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相比科学技术，建筑的门槛没这么高。专制约束自由，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足够创造力，科学技术和文化都跟不上，相比之下，盖房子实在容易多了。

“按照希特勒的计划，日耳曼尼亚将会抛弃旧柏林市中心的皇宫、新教大教堂、卢斯特花园，创建一个由政府大楼、商业区组成的新中心。日耳曼尼亚之所以如此令人瞩目，还因为希特勒准备修建大量标志性建筑。从没有哪位领导人会像他这样，在尚未夺取胜利，甚至连国家和军队都还没掌握时，就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来规划胜利纪念碑。为庆祝希特勒的五十大寿，施佩尔送了个凯旋门的模型给希特勒。这个模型非常大，底下甚至可以站人。这个凯旋门如果真的建成，实物将高达117米，比拿破仑的凯旋门高一倍多，靠近新柏林中轴线的一端。至于中轴线的另一端，希特勒则打算建造一座大教堂。但是希特勒好像不怎么关心另一个问题：在没有军队行进的时候，这条两侧各种三排大树，中间配有76米宽绿化带的中轴大道要做什么用？它就像一道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将柏林一分为二。”

“尽管近来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著作宣称建筑的目的是为了服务大众，但实际上在任何文化中，建筑师要获得工作机会就必须在自己和权贵之间架起一道桥梁，除了他们没有人会提供建筑的资源。建筑师为得到建筑机会而殚精竭虑已经成为他们注定的宿命，这就好像迁徙中的大马哈鱼一样：在死去之前，大马哈鱼要经历一段漫长的筋疲力尽的洄流旅程后产卵。因此建筑业可以被预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只能成为浮士德式的交易。但不管在什么体制下，建筑师都别无选择，只能与当权者虚与委蛇或妥协。”

其实，希特勒的帝国总理府已经让他彰显了自己的权力。“世人似乎已经忘记，希特勒曾经不止一次想要做一名真正的建筑师。起初在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油画专业被拒后，希特勒曾考虑申请艺术学院的建筑系，如果连这也不行的话，他甚至觉得当个建筑学徒也无妨。在导师特鲁斯特去世后，导师的遗孀曾邀请他继承导师的事业，若是如此，世界历史可能会发生改变。”

迪耶·萨迪奇给出的答案是：

“建筑因人们的自负、对死亡的恐惧或者一些政治和宗教目的的推动而建造，反过来建筑又赋予它们外形和形式……科学和技术一般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而建筑则不然。它本身可以承载大量的特殊信息，既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又是一种有表现力的语言……建筑的这种用途对于所有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伟大的建筑是医治德国人民自卑感的良药。要想教育人民，就要拿出让人民深感自豪的实物，这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给人民灌输信心。”

建筑的最初目的当然并非如此，它单纯是为了给人类遮风挡雨。但人类文明启动后，建筑就变得不再一样。

这就让希特勒变得很特殊——“对很多风云人物而言，建筑仅仅是他们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但对希特勒来说，他追求的很可能就是建筑本身。显赫一时的帝国总理府，便是他建筑理念的集中体现。”

“土木建设可以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吸引剩余劳动力，有助于社会稳定，当权者的决断和魅力也能从中很好地体现出来，而更重要的是，建筑可以作为一种手段，通过它来告诉世人建造者的丰功伟绩。”

希特勒是最典型的例子，萨迪奇写道：

而在美国，杰斐逊的总统图书馆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但不妨碍后来者效仿。尼克松的总统图书馆，重点是为水门事件喊冤。老布什图书馆照搬杰斐逊，并有着各种影射两德统一的元素。里根的图书馆像个庄园，坐落于加州一个小镇，可以说是最没有艺术性的，但就像里根本人一样充满真情实感。在萨迪奇看来，图书馆成了美国卸任总统攀比的对象，“越是平庸的总统，越是爱修建宏伟的图书馆”。所以，美国国会不得不立法限制卸任总统修建图书馆的规模：总统不但要自筹建造图书馆的资金，而且还要在联邦政府接管图书馆之前，负责图书馆20%的运营成本。

也就是说，无论是单一建筑的规划和建造，还是城市中心的打造，在希特勒这里都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从古至今，掌权者都喜欢兴建那些“宏伟”的建筑物，它本身就是统治者展示权力的工具。兴建大型建筑，需要调动大量人力和社会资源，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能做到。在建筑中，掌权者常会灌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主义风格，以此印证不可动摇的权力。无论是兵马俑、金字塔还是斗兽场，本质上都是权力的道具。